2019年9月7日，中国新闻史学会地方新闻史研究委员会2019年学术年会在天津师范大学召开，我院王绿萍教授携论文《新闻史研究一得录：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赴津参会，并向天津地方新闻史研究所和天津师大新闻传播学院捐赠专著《甲辰<重庆日报>百年祭》。
在此次会议上，王绿萍教授被授予“终身成就奖”。
颁奖辞
用脚丈量史迹的新闻事业守望者：王绿萍
“一个背包便是她的全部家当，住过5元的地下室，每餐只有馒头包子，挤着最便宜的公交，用脚走过新闻史的每一点痕迹。就这样她拄着拐杖，交给中国新闻史6600余种报刊的档案，168万字，1.7公斤重的《四川报刊五十年集成》。四十年风雨兼程，她只做了两件事，教书与科研，多少汗水与泪水，多少磨难与忧愁、所有的成绩都伴随着身体的疼痛，她只有说了两个字：值得。在有限的生命长度，她无限地拓展了生命的宽度，这是她大写的人生。”
从业界到学界：时隔20年的归队
1978年，四川大学筹建新闻专业，王绿萍在“知识分子归队”的号召下申请调入川大任教。1980年，王绿萍正式进入四川大学，这一年，距离她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整整过去了二十载。
1960年，从《文汇报》实习返校的王绿萍面临着一个选择：毕业后去哪里？她自己给出的答案是“到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去锻炼学习”。填写分配志愿时，王绿萍填了西藏、青海和四川三个地方。最后，她被分配到了四川成都，同行五人，另外四人均被分入川大，其中也有王绿萍的爱人郑松元。来到四川后，王绿萍先被分到四川省高教局，而后又被分到文化局。在被领导询问单位意向时，她也只有一个回答：“服从组织安排。”最后，王绿萍进入四川人民出版社第一编室工作，一个月后调入省新华书店负责内部报纸《图书发行》的编辑工作。据她回忆：“那时候也没什么行李，带上一个铺盖卷就去了。”
但这份看似专业对口的工作其实并未长久，因当时集中人力物力建设农业的需求，《图书发行》实际上只在王绿萍手头上出过一期便停刊。报纸虽然停刊，但她也没闲着，适值省里要派一批下放干部到农村，她便主动报了名。“单位还开了欢送会，我们戴着大红花，高兴得不得了，那种荣誉感非常强烈。”
带着这份荣誉感，王绿萍和文教系统小分队的十余人一起出发了，目的地是涪陵李渡。说起这段下放经历，王绿萍还有着颇为清晰的印象。据她回忆，在公社食堂撤销后，作为下放干部的她每个月能分到19斤谷子、半斤白糖和1钱油。其中这19斤谷子是大家的主粮，为了填饱肚子，连碾剩的谷壳她们都没舍得扔，“就放在锅里炒炒，然后压成粉加在米糊里一起喝”。天气炎热，长发不好打理，于是王绿萍剪掉了自己的两条大辫子，改留短发。当时，她不仅小腿水肿，手上也长了脓疱疮，但最终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回到单位后，王绿萍被分配到图书科当科员，主要负责文艺书籍的发行，这份工作一做就是十多年。直到迎来1978年四川大学筹建新闻专业的契机，王绿萍主动申请调任。
选择新闻史作为主授课程后，她就决心要在这个领域做好，“我是把这当成了一件事情在做，要尽自己的努力去做”。决心一下，王绿萍开始着手准备教学资料。没有统一的新闻教材，王绿萍只能穿梭在四川省图书馆和省新华书店的样刊室之间，广泛地接触各种书籍和报刊材料。从申请获准到正式入职，王绿萍又等待了两年。
刚入川大时，王绿萍的心里其实也有些紧张，自己虽然是科班出身，但脱离了新闻专业整整二十年。“我到川大搞教学是很大的一个跨度，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从成都到上海：540张幻灯片的摄制
正式站上讲台前，王绿萍在家里掐着时间预讲了两遍。
得益于事先的充足准备，王绿萍在讲台上也逐渐讲出了信心。“脑子都有底了，可以按照计划讲了，等一学期讲下来，就更成熟了。”
1982年，王绿萍赴复旦大学进修，这次重返母校，她的目标很明确：针对自己开设的新闻史课程进行学习。期间，她利用复旦和上海地区的新闻史资料，撰写了近10万字的讲稿。原计划进修半年，但王绿萍因母亲患癌而提前返蓉，讲稿进度也止笔于抗日战争时期。回校后，她开始一边进行教学一边写作讲稿，同时还要照顾生病的母亲。
在教学过程中，王绿萍发现新闻史的课程其实“不大好讲”。一来，新闻史课程本身相对枯燥；二来，很多同学以前没有接触过新闻史，很多报纸名字也无处可查，“单是报纸的名字就很容易就把脑子搞糊涂了”。王绿萍在讲到古代报纸时，还要在黑板上画图，标注长宽尺寸，再讲排版印刷过程，但效果并不理想。“你觉得自己讲明白了，但学生其实是稀里糊涂的，因为他们没有那个概念。”
如何让学生对没见过的报纸形成直观的概念？如何提升授课效果？这也是王绿萍反复琢磨的问题。
“最后就搞了一套新闻史的幻灯片。”
如今在王绿萍书房的窗台外，放着一个陈旧的木箱子，上面还堆放着三个纸箱。“这个是樟木箱子，里面不生虫子。”打开木箱，王绿萍拿出了一个用塑料纸紧紧包裹着的东西，拆开后就是一摞幻灯片夹子，每个夹子上整齐地排列着20张幻灯片。
当时下定决心制作后，王绿萍就向学校申报了这一课题。学校将其设为“七五”计划的重点科研项目，并给她发放了1000元的经费。在正式着手拍摄前，王绿萍先手写了700多张卡片，“要拍哪些图片、什么名字、什么版面”，她都一一写在卡片上，提前为幻灯片摄制作了详细的计划。
王绿萍采取由近及远的策略，先将目光投向了四川大学图书馆，开始拍摄馆藏的报史资料。而图书馆不仅向王绿萍提供资料支持，还直接委派馆属人员周世英协助王绿萍的拍摄工作。
完成校内拍摄后，二人又立即奔赴外地。两部老相机、一个翻拍架、一张反光纸是他们的全部设备，靠着这些，王绿萍和周世英先后辗转重庆、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拍摄了大量珍贵的报刊图像。在沪期间，二人经费所剩无几，王绿萍和周世英晚上便挤在南京西路的地下室，“午饭就买个包子或者馒头，然后在公园待着，他们下午一上班，我们就赶过去拍”。
历经重重艰难，王绿萍最终带回了2000余张毛片，但万里长征至此仅行了一半，制作幻灯片又成了摆在她面前的一道难题。订胶片、借机器、制片夹……没有丝毫制作经验的王绿萍只能慢慢摸索。据她回忆，那时一天中绝大部分时间，自己都待在机房里，时值盛夏，机房24小时还开着抽湿机，“就好像被装在蒸笼里面，衣服干了湿，湿了干”。
凭着不断的尝试和摸索，王绿萍最终制成了540张幻灯片。应其他学校老师的请求，王绿萍也将成片寄予十余所高校，供讲授新闻史使用。时任四川大学副校长的隗瀛涛教授在看到这套教学幻灯片时，给予了极高评价。
王绿萍在搜集新闻史料的同时，也特别注意到了报刊资料中的大量广告。鉴于当时人们对广告还存在一定的偏见，认为其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所以王绿萍觉得有必要致力改变这种偏颇的认知。在她看来，“新闻系的学生以后到报社工作，会大量地接触广告，就需要对广告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如果存在一些反感错误的认识，那就影响工作”。1986年，王绿萍正式开设广告课，主要讲授广告理论、广告历史、广告法律和广告创意这四方面内容，并鼓励学生自己创作、自己评析。
在王绿萍的教学生涯中，她认为与学生既是师生关系，也是朋友关系，朋友之间没有隔阂。“只有跟学生建立了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才能搞好教学工作，教学是需要老师与学生双方共同完成的。”
回顾自己的教学生涯，王绿萍这样自我评价：“我觉得我这个人还蛮适合搞教学的。”
从行路到落笔：6600余种报刊的集结
起初被问及做四川新闻史有何困难时，王绿萍只说了五个字：“困难太多了。”
再次被问到外出考察的困难时，王绿萍又掰着手指头一口气说了五个词：“抢劫、车祸、疾病、饥饿、闭门羹！”
但尽管困难重重，王绿萍还是凭着一个“情”字坚持了几十年。“这就是一种投入，一种对新闻史的情怀，对它的那种不可割舍的爱。”
在王绿萍看来，四川新闻史有着独特的研究价值，近现代报刊有着突出的特点——出现晚、起点高、发展快。王绿萍研究四川新闻史，并非单纯聚焦于新闻，她还欲从四川的整体历史背景入手，去感知当时报刊发展的时代环境，所以无论是近代史、古代史，还是科学史、交通史、教育史，她都会去学。为了弄清楚每份报纸的来龙去脉，王绿萍还给每份报纸建立起了档案，“这份报纸是怎么创办起来的，到最后是怎么终刊的，以及它中间的发展演变的过程，我要全部掌握”。面对满柜的档案资料，王绿萍表示自己在一天就要保存一天，但同时也不禁担心起它们日后的去处。
凭着对一手资料的执着，王绿萍用双脚丈量了8000多公里川路，前后搜集了6600余种报刊资料。直至后来因股骨头坏死而难以行走，王绿萍还乐观地想：幸好自己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史料，幸好还能继续做研究。
谈及地方新闻史研究的心得，王绿萍说：“这个还真的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就是要花死功夫、坐冷板凳。”在她看来，历史研究就是要大量地占有资料，而且最好是第一手的资料，而这就要靠“自己劳动、自己发掘、自己寻找”。
王绿萍对一手资料的热爱，还体现在她写作《甲辰〈重庆日报〉百年祭》的过程中。她在看书时发现，不少既有研究中关于甲辰《重庆日报》及其创办者的说法都存在谬误，而这其中很大部分原因就是国内少见实物留存，所以她下定决心要以一手的史料来还原真正的史实。在跑遍北京、上海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后，王绿萍还是一无所获，而后骨患加剧，她又拄着拐杖继续奔走，终于得知东京大学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资料。最后，她被老伴推着完成相关手续，辗转联系上日本的加藤正彦，终于获得了全套现存《重庆日报》复印件。收到资料时，王绿萍竟忍不住落泪。
于王绿萍而言，自己对新闻史归根到底就是一个“情”字。“我把历史、把报人当朋友，我有时会和他们一起笑，一起掉眼泪。”在她看来，有情之后就会有一种力量，有了这种力量就会持久坚持。而她已经坚持了40年，也打算继续坚持下去。
此次被授予“终身成就奖”，王绿萍坦言自己只是以平常心对待。在参会之前，王绿萍并不知道自己会获奖，一直到颁奖前才知晓。“我喜欢，我热爱，就坚持下来了，也没想到得奖，更没想到得‘终身成就奖’。”在去天津开会前，王绿萍刚从康定考察回来，接下来她也准备继续完成西康新闻史的著作，再到西昌和雅安去找寻资料。
回首往昔，王绿萍直言自己这40年来只干了两件事：教学和科研。“一路走来，回头看这些过程，还是感觉一切都是值得的。”
展望前路，她说现在还要继续做下去。“这次获奖，对我而言既是荣誉也是激励，更是担当，我将继续走我的路，努力完成未竟之事。”
采写：林丽、李彪、张诗萌
图片：林丽、部分来自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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