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19时30分，“云端锦江”——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20年学术前沿讲座继续开讲，本场讲座的主讲嘉宾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朱国华教授。朱国华教授以线上直播的方式为我院师生带来了主题为“身体表征的现代中国发明”的学术讲座，我院阎嘉教授任主持人。
朱国华教授以刘海粟“模特儿事件”切入审美现代性进入中国的进程，并将这一进程中的结构性因素放置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和“中国和西方的冲突”这两个视角中观察。围绕人体模特儿这一教学安排的兴废，试图帮助大家理解这一事件的内在逻辑：它为何受到范围广泛而程度猛烈的攻击？它为何最后取得了成功？朱国华教授指出，通过对此问题的考察，我们也可能对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接受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某种机制达到某种认识。它可能诱使我们询问自己，西学东渐的其他领域中，我们能否找到该机制的类似作用？
图1：线上讲座实况
传统观念对身体表征的压迫
讲座伊始，朱国华教授就表示，尽管刘海粟所领导的这场美学革命已经获得成功，而且这场美学革命所确认的艺术法则本身也具有了不言而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但其反对者们的某些主张同样有值得思考之处。随后，朱国华教授分别陈述和分析了道德家和画家的反对理由。
当时道德家的反对无非出于谴责这种行为有伤风化、此举有违中国国情以及民间对人体写生比较忌讳的迷信这三个理由。朱国华教授认为，这三个理由中，第二个是辅助性的非正面理由，无非是抱残守缺的守旧派观点，第三点为下层人士的迷信，更是不登大雅之堂，恰恰是第一个理由值得探讨，从中可以窥探出中国传统观念对身体表征的压迫。
图2：同学笔记
朱国华教授讲解道，孟子曾对身体作了一个等级区分，即具有精神性的大体与具有生理性的小体。由于小体是不思考的，因而不得不被物欲所俘获，要是听任它做主，那就意味着人性的沉沦。朱国华教授由此解释道，如果说作为肉身存在的身体必须听命于心灵的统帅，那么它就很难独立地成为被艺术表征的重要对象。在中国古代绘画中，身体的表征是非常稀缺的，人物画的关键并不在于身体，而在于遮蔽身体的服饰。事实上，就当时的历史语境而言，那些站在所谓守旧派一侧的对于人体模特的反对，有其伦理上片面的正当性。
中西方美学理想的冲突
在对道德家的反对理由进行阐释后，朱国华教授指出，刘海粟的反对者们除了道学家，再一种就是画家，或沉醉于中国美学经验的文人。尽管表面上看，在“模特儿事件”发生前后，中国似乎也正发生着一场“美术革命”，旗帜鲜明地号召在绘画领域重建新的符号秩序。但实际上，这场雷声大雨点小的美学造反并未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绘画实践上，反响并不强烈，因此强调传统绘画观念的画家仍然占据主流。
紧接着，朱国华教授通过回顾中西方绘画历史，进一步指出中西方美学经验的差异。他介绍评述了西方绘画存在的三重等级：宗教画最高；历史画与肖像画次之；而静物画与风景画则叨陪末座。中国绘画则不然，人物画虽然也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但是其发展到唐宋达至巅峰，也就渐渐衰落了。宋元以来，山水画成为有伟大抱负的画家施展身手的最佳舞台。即便在人物画鼎盛期的唐宋，人物画也完全与解剖学无关。事实上，对于摆脱了透视学视角的中国山水画，我们拥有表意的无限自由，我们画的不是眼睛所看到的图像，而是心灵所把握到的图像。中国画与西洋画的美学理想是相互冲突的，这也可以理解为何刘海粟在当时有势单力孤之感了。
美学革命的胜利
那么刘海粟及其支持者们是如何强行让中国社会接受这个违背礼教的舶来品的呢？朱国华教授认为，他们主要进行了两个方面的论证：其一是因为人体美代表着宇宙最理想的美；其二，这是西方国家的通则。他解释道，身体本来是禁忌的、私密的空间，它之所以成为审美直观的对象，这在中国的艺术史中是一个新的发明。在欲望与形式之间的张力中获得的感性愉悦，也就是在欲望中超越欲望的那种共通感。因而，当它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并试图本土化的时候，它要么遇到陈旧观念的解读，即伦理意义的曲解；要么就因为它属于被我们认为更高级、更现代的西洋文化而勉强接纳。刘海粟们借助于后者，获得了这场美学革命的胜利。
图3：同学笔记
同时，朱国华教授进一步解释道，刘海粟之所以能够在惊涛骇浪中全身而退，是因为他建立了一个极为强大的社会后援团。这个首先以校董会形式呈现出来的后援团里，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人物是蔡元培。这个校董会并不是形同虚设的荣誉组织，而是实实在在地为上海美专谋取各方面的利益，并协调各方面的社会关系，从而形成了刘海粟的保护伞。刘海粟所倡导的西方绘画，代表着更光明、更理想、更进步、更文明的潮流，这与蔡元培等人所倡导的求新的信念完全一致。刘海粟的成功也与新文化运动大获全胜以及国民党北伐胜利这样的历史语境联系在了一起。
深入探究身体表征的文化书写
讲座中，朱国华教授将刘海粟“模特儿”事件与郁达夫出版《沉沦》所引发的文学事件结合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更进一步地观察中国在审美现代性转型时所展现的具体而微的景观。他认为，这两个事件所凸显出的是一种历史连续性的断裂，刘海粟与郁达夫及其盟友们企图将一种来自异域的文化理念强行植入中国的文化生产场，启用新的符号筹码，从而置换其固有的游戏规则。民国初这种美学革命取得的成功，与中国知识界共同体推崇西学的集体性共识，以及当时整个社会亲西方的历史条件相关。
对此，朱国华教授认为，这样的情感态度必然是不稳定的。因为我们主动地学习西方，并不是打算横向移植西方的全部，而只打算学习对我们有用的那一部分，也就是启蒙现代性。但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启蒙现代性的一个基本条件和根本保证是它的认识型，即求真意志。启蒙现代性是流，而求真意志是源。我们对西方的学习是策略性、权宜性与工具性的，这样我们对启蒙现代性的接受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不断变化的具体政治条件与社会语境。一旦西方国家的形象由代表着更先进文明的人类榜样变成了帝国主义强盗，那么对西方文化的某种抵制必然会卷土重来。
最后，朱国华教授简要地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身体书写的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个留待未来人回答的问题，即作为具有普遍性感性认识的对象，身体表征在中国的文化书写中还会有什么可能性？西方侧重于认识的认知理性会逐渐融化到我们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去吗？
讲座内容结束后，主持人阎嘉教授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同学们也纷纷在讨论区与朱国华教授提问及交流。
图4：同学踊跃提问
我院部分学子的感想——
2016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沈同学：
本次讲座朱国华教授借助大量物质、文化、社会历史与美学思潮的文字和图片材料还原历史现场，并特别关注到一些容易被历史忽略的声音。在中西对比的过程中，朱老师对中西两种文化的认识型都做了具体的梳理，如西方“身体”概念的形式要素和科学维度、中国画的审美理想等，避免了中西比较时对象的“错位”。朱老师解读这一事件的视角和方法，在问题分析和论文写作上都对我有很大的启发。
2019级文艺学硕士研究生施同学：
朱国华教授两个小时的讲座和答疑，梳理了自民国以来身体表征在艺术领域的发展，为我们展现出了两条清晰的脉络：其一是借助文化史上具体的事件，展现了现当代中国身体表征在绘画、文学乃至舞蹈等艺术领域从被鄙弃到渐渐站稳脚跟的历史进程；其二是通过对中西方艺术中，对身体意识的不同态度的比较，说明了现代中国身体意识文化来源的复杂性、多样性。最后，朱教授说“当今的身体书写，既意味着解放、他者与反抗，也意味着欲望的叫喊，在更大的方面，它贯彻着资本的逻辑，成了消费的对象”。这个点令我印象深刻，总体而言，整场讲座令我受益良多。
2019级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研究生喻同学：
朱国华教授通过一个具体的个案来阐释审美现代性进入中国的进程，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两个方面的差异。讲座中，他指出，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接受过程中有着一定的机制，中国文化的自我展开还未完结定型，还处于融合诸多文化因素的过程中，未来身体表征将会呈现何种景观，还不能轻易盖棺定论。本次讲座从一个历史的、现实的视野看待中国身体表征的发展历程，这种深厚的历史观点既发人深省，又可以成为研究其他领域的有效方法，给予我很多启发。
主讲人简介：
图5：朱国华教授
朱国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代表作有《文学与权利：文学合法性的批判性思考》《乌合的思想》《权利的文化逻辑：布迪厄的社会学诗学》等，译著有《海徳格尔的政治存在论》等。2014年课题《当代西方前沿文论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朱国华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主讲课程为文艺理论。
采写：诸葛纯 李丹阳
图片：同学提供
编辑：李彪 夏迪鑫
责编：操慧
审核：阎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