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源远流长，不仅构成了中华文化在西南区域的深厚传统，也形成了近现代演变的重要基础。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李怡教授
12月22日下午，在四川大学举办的巴蜀文化茶座上，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李怡教授以《成都、巴蜀与近现代中国文学的出现》为题，结合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讲述四川和成都如何独特地参与到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与发展的过程。
李怡院长作主题讲座现场
新文学是对西方文明冲击的回应？
“冲击/回应”模式有其局限性
李怡生于重庆，后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任教，近年来又来到成都，担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成渝之间的生活、工作经历，以及跳出巴蜀的北京生活，都给了李怡很不一样的观察巴蜀文化的眼光。在他看来，巴蜀两地山水相依又气质迥异，这种多元的内生性使作为一个文化整体的巴蜀地区，在走向近现代的过程中，具备了独特的路径优势。
在解释中国新文化、新文学产生和发展方面，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被广为传播，认为中国新文学是在晚清封建社会受到西方文明冲击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文人首先开始接触西方的思想文化，并逐渐影响到内地。这套理论是否符合中国近现代文学产生的事实呢？
李怡认为，“冲击/回应模式”部分程度上是正确的，但也存在其局限性，证据则是他提出的“李劼人之谜”。“由于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的鲁迅、胡适等人均有留学西方的背景，所以当我们在论述中国现代文学产生时，也自然而然地将其解释为中国知识精英受到西方文明冲击后的反应，新文化的传播路径也被描述为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发端，再逐渐向国内其他区域蔓延。因此，鲁迅于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被视作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现代白话文小说。”
中国最早的白话小说是《狂人日记》吗？
“新文学”或许诞生于四川
在研究过程中，李怡发现，在早于《狂人日记》发表3年的1915年，当时深居四川、尚未留学海外的四川作家李劼人，即开始以“老懒”为笔名，在《四川群报》上发表短篇小说，截至1918年，累计有100多篇。“目前仍然可以看到的1915年《四川公报》特别增刊《娱闲录》上的小说《儿时影》，那种清新流畅的文风和对儿童心态的刻绘显然区别于古典白话，呈现出一种‘新文学’的风貌。它所采用的第一人称限制性视角是现代文学的重要特征，与中国古典小说惯用的说书人视角构成了明显的区别。”
后来的文学史写作中，在提到李劼人时，常将他长比作“中国的左拉”“东方的福楼拜”，以此表现李劼人的写作与法国自然主义之间关联。李怡却对这种比较并不认同，“很多人会把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同李劼人笔下的蔡大嫂进行比较，认为这是李劼人与福楼拜之间具有传承性的证据。但其实稍加研究就会发现，两个看似相同的文学形象背后，实则存在深层次区别，蔡大嫂并非对包法利夫人的复刻，而是一个诞生于四川土壤上、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人物。”
李劼人代表作《大河三部曲》
李怡表示，包法利夫人的悲剧性，源于她自幼接受的良好教育，以及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对浪漫爱情的持久幻想。而出生于成都附近斑竹园的蔡大嫂身上，体现的却是一位乡镇女性对都市享乐生活、休闲文化的本能的向往，“蔡大嫂的理想不是在教育中发生的，她的变化要放到农业社会向现代文明转变过程中人的道德状态的变化。而这样的形象出现在四川作家笔下，又和成都这座城市历来商业经济的繁荣密不可分。”
李怡认为，是清末民初成都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商业文明的过渡，以及这个过程中民风民俗的变化给了李劼人丰富的创作灵感，“李劼人抓住了四川社会从传统到现代变化中的新现象。这并不纯然是留学法国的结果，也不是来自他对京沪新文学新潮的摹仿。”
巴蜀文化的精华在“龙门阵”里？
多声部代表着价值观念的多元
巴蜀大地是滋养李劼人文学创新的土壤。李怡指出，巴蜀文化传统中独特的看待世界与历史的方式，往往并不认为事物仅有一个观看方式，“四川文学中的‘龙门阵’传统，就与很多地方的说书人传统存在显著区别。在说书人的传统中，存在着一个全知全能的说书人，但龙门阵传统讲究多声部、对话和怀疑，是一种没有中心、没有必然主题的闲聊。摆龙门阵的作家，在思考历史、观察社会时，就存在着多种眼光。”
李怡院长作主题讲座现场
李怡认为，正是这种具有四川地域特色的龙门阵传统，带来了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对多元价值观的包容，用多种眼光去看世界的可能性。在初版《大波》中，李劼人借书中人之口对保路运动的描述，就体现了作者本人跳脱主流史观，所看到的运动背后的复杂现实。
李怡院长专著《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
“李劼人在市民生活中悟到了人性是由多个层次构成的，从而写出了别的主流作家写不出来的东西。”李怡表示，李劼人的实践表明，从地方资源出发，借助作家敏锐的观察力，能够发现很多非常深刻的道理，“借助作家独特的眼睛，能够看到这些地方资源对我们自身、对国家、对世界的意义”。
与李劼人同批的四川诗人，如郭沫若、叶伯和、吴芳吉等的写作实践同样显示了从四川本土意识出发，所能达到的普遍性影响。“这与既开放又保守的蜀学传统是分不开的，体现了在四川人的观念中，就是当变革到来时，他们对新与旧并不保持绝对的肯定与绝对的否定态度。”由巴蜀文化，以及受这种文化熏陶的巴蜀地区的人的特点出发，李怡表示，“巴蜀文化有资源，也有能力参与到与现代性对话中。”
来源｜川观新闻记者 成博
编辑｜郑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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