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1日晚7点，我院“回到未来：五四与科幻新纪元”圆桌会谈在望江校区文科楼200会议室举行。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讲座教授王德威、夏志清夫人王洞、卫斯理学院东亚系副教授宋明炜、《科幻世界》副总编拉兹等嘉宾参加了本次会谈，学院院长李怡任主持人。

会议现场

晚清时期，科幻小说风靡一时，而到五四时期似乎有一些沉寂。在五四运动一百周年这个颇具意义的时间点上，让我们回到过去，探讨“五四”与科幻新纪元如何勾连。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讲座王德威教授

首先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讲座王德威教授阐述了话题的缘起，他认为：“我们讨论五四，尤其是将它放在文学的脉络里时，基本上想象的是写实和现实主义的传统，是以文学定义现实人生作为出发点的。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让我们重新思考中国的文学呢？五四之前曾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今天的“新纪元”一词也并非凭空而来。”

他表示：“新纪元”指涉的是一本1910年出版的科幻小说，幻想中国在一个新的世纪，成为了一个世界超级强权，和西方展开了各式竞争，这是科幻小说新的开始点。在我个人看来，新纪元的作品可能反映了晚清时期的作者和读者对未来中国可能最好发展的想象。而100年后，在真正的历史新纪元，也就是21世纪，中国的确正在崛起。我想在这个时间点上，作为关心文学或是更广义的文化发展的我们，似乎也可以再思考文学、文化甚至我们整个广义的历史，是不是可以不局限于晚清的新纪元所经勾画的远景或愿景。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讲座王德威教授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讲座王德威教授认为：“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热爱中国，希望用笔墨，甚至行动来见证或实践他们对中国的关怀和热爱。但这种爱是如此深切，以至于他们认为，即使当时中国正面临种种负面现象，也应该是他们爱恋或支持的对象。这种过分的感时忧国，可能也铭刻了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洞见之外可能存在的盲点。我们现在有更多的材料，面临着不同的现实境况，让我们更有可能再去发掘这个过去一百年来最丰富的现代文学传统。我们希望就着五四这样一个观点，回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重新思考埋伏在五四传统之下的幻想，或者说是科学幻想的可能性。我觉得在21世纪已经过去的19年间，最值得重视和骄傲的文学突破之一正就是科幻小说。” 

接下来，与会人员对“五四与科幻新纪元”进行了讨论。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讲座王德威教授说：“我想，21世纪的小说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一端，所以我们需要一些突破，不论是语言、世界观、整个论述或是和读者的互动关系。从最广义、最突破的意义上讲，现在大家都在发明一个新的文体或是文类，发明新的看待或对待世界的方法。我们在这个时代来推动科幻小说的发展，不只是我们对《三体》、《地铁》系列的认可，同时也是感动于这些作者们宁愿不同于流俗，自居一端地将现代中文创作方式方法打破、再重建，而这个精神恰恰是五四的一个重要助力。五四之后，正统小说基本以现实主义为主流，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如沈从文的《阿里斯中国游记》、老舍的《猫城记》、张天翼的《鬼土日记》，甚至张恨水的《八十一梦》，其实是有一个潜藏的谱系在向民主与科学不断致意。虽然在1949年后，很多科幻小说被归为儿童文学或红色经典的一部分，但是其爆发力一直都在。这让我们再次深思，科幻小说作为文学的一种，或是文学整体的呈现，为什么在此时此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我想这是一个发人深省并值得我们继续讨论的现象。”

四川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研究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姜飞

四川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研究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姜飞认为：“科幻文学从根本上讲有世界主义的一面。我们知道五四之前就有一些科幻文学，但是五四正统的文学实际上是缺乏科幻精神的。孙中山1924年在广州演讲时说，世界主义是非常好的，可是现代中国不要求谈世界主义，因为中国还没有争得民族平等的地位。也就是说，世界主义的主题在那时是被悬置的。再看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里面讽刺希特勒和苏联，讽刺这些极权主义国家的德国物理学、苏联数学，而这些学科本应是全人类的。五四运动本身是一场民族主义的运动，但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科幻所代表的世界主义的东西被自然悬置了。直到今天，在这样一个世界主义重回中国人精神的时代，我相信科幻一定会发光。”

会议现场

《科幻世界》副总编拉兹

《科幻世界》副总编拉兹认为：“从1919年到现在恰好100年，那么我们从1919年再向前推100年，正好是工业革命时代。我们今天也是一个革命时代，我们从现实世界进入网络世界，正经历着‘赛博革命’，中国社会也正在经历巨大变革。五四运动时，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和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集中地思考中国和世界的属性关系。而科幻作为一个文学门类，它可能是一个最具有思考中国和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类型。我认为这与五四运动的精神，包括对整个中国文化的改变有一个非常契合的地方。因此，对于同样处在变革期的今天，我觉得科幻和五四息息相关。”

卫斯理学院东亚系副教授宋明炜

卫斯理学院东亚系副教授宋明炜认为：“科幻在某种意义上，特别是在今天的语境中通过一种另类性想象、一种不同于现实与习惯的状貌和一种无论是社会、自我还是整个世界观的理解，它继承的是五四所代表的一种非常具有前瞻性和开放性的先锋精神。”

随后，大家对科幻文学进行了解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讲座教授王德威认为：“一百年后，我们回溯五四运动的两个重要口号‘民主’和‘科学’时，虽然后者被大家崇拜，但在文学的习作与阅读中我们反而不提，我们提到的东西并不和科学相辅相成。这并不是说科幻小说一定和现实相违背，恰恰相反，我想科幻小说的作者和读者有着更多想象力、更大的关怀世界和宇宙的能量，并以此来突破我们目前感受现实的局限，让我们对中国与世界、与宇宙的关系有另一种超越。所以科幻小说在这里不只是一个文类，它也代表着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如何运用中国的语言文字，让这些文字嫁接到一个更复杂的语境，甚至是一个技术上的呈现方式中，我想这也是一个值得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我们再思考的话题。”

《科幻世界》副总编拉兹认为：“我觉得大家对科幻有一个误解，就是中国的科幻小说里面总在写外国人的角色。其实从五四时期到今天，中国的科幻作家更关注的一直是中国的社会现实。正如王老师提到的，科幻是虚构的，是未来的，是有绝对想象的，但是对现实的关切也是非常深切的。”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王晓路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王晓路认为：“五四时期提出来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就是科学与知识的概念。当时面临空前危机，我们提出“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应对模式，实际上是一个用道德支撑的东西去应对一个知识学指向的东西，它只能停留在话语层面。在这个意义上，科幻是一个隐喻，是一个既涉及现代也面向未来的隐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科幻实践做得很多。”

卫斯理学院东亚系副教授宋明炜

卫斯理学院东亚系副教授宋明炜表示：“我觉得科幻是一个选择性的文类，它天然地具有一种把人类视为一体的特性。比如当外星人来了，人类就是一个整体；当流浪地球需要逃亡时，是否也需要人类这样一个整体。在研究科幻小说的起源时，我们发现它并不是一个20世纪才有的新现象，或许比写实主义文学的传统更长久。它背后其实是一个所谓的幽默文类，一个不正经文类，一个要跟现实的常识反过来的文类。”

最后，大家对科幻姓“科”还是姓“幻”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卫斯理学院东亚系副教授宋明炜说：“我认为从科幻走向文学，就科幻本身而言，它应该姓‘文’、，它可能是一种文学类型化的表达，而这与我们的主流文学并不见得会相互排斥。”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郑怡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郑怡认为：“实际上“科”往往是一个形式，“幻”才是它的主旨。大部分科幻文学表达的或是对未来的向往，或是对幻灭的害怕与危机感，实际上对科学的向往是较少的。而“幻”更能提供一种想象的可能性，是一种拓展想象的空间。比如新时期的第一部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它以新时代为契机，幻想中国所处的另一种世界。所以“幻”在这里非常重要，它不仅仅关注现实，还超越了这种关注现实的方法。“幻”实际上在观照科学的同时，更多地体现出对世界的探索，是一种尽力超越。”

会议现场

会议现场

《科幻世界》副总编拉兹表示：“我们知道，今天所有科幻作家的体系都是在科学之下的，但是一个科幻作家的官方身份是在科普作协之下，而科普作协独立于作协。这就造成一个问题，迄今为止，科幻姓“科”还是姓“幻”在中国作家心里是一个绕不开的结，这个结从80年代以来一直都没有解开。”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李怡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李怡认为：“刘慈欣是当代中国一位十分优秀的作家，但是，我依然认为他在《三体》中呈现的东西缺乏更高的精神展示。所有优秀的幻想文学表达出来，它最终都会超越‘科学’这个边界，这很重要。但是刘慈欣恰恰在这里被限制住了。他的幻想的边界停步于‘科学’，就被我们看到了。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出现多多少少还是因为受到了“姓科姓幻”这一二元思维方式的影响。”

师生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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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合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