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28日晚，我院王晓路教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国语学院邀请，作为“四方同文”讲堂第一季第四讲主讲人，在线上进行了题为“文化地理与书写政治：以欧洲对美洲的早期书写为例”的讲座。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徐德林研究员担任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程巍研究员担任评议人。一千多名听众在线参加了本次讲座。

“四方同文”讲堂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与中国社科院大学外国语学院创办的公共学术交流平台，以“主题”为“季”，定期邀请外国文学学科及其相关学科的知名学者进行讲座。

在此次讲座中，王晓路教授先是谈到文化地理学对于文化史研究的拓展意义，提醒听众对文化史以及相关理论的理解一定要关注其历史发生学和相关理论在其发展中的观念变化，然后进入当晚讲座的主题，用丰富的文献史料和大量的历史地图，图文互证地展示了“地理大发现”既作为一个“事件”又作为一种“书写”的关系，指出这些书写同样对形构欧洲人对美洲的想象以及对后世的书写传统和认知前提均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新大陆”是被发现的，也是被书写的，书写构成“地理大发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对“地理大发现”的重新“发现”，王教授提示我们需要不断反思“常识”，看到问题的复杂性。

王晓路教授指出，人文学术总是存在一种“史实的呈现——关系的重建——价值的判断”的基础性命题。但文化史是人类群体不断扩大认知的探索过程，文化存在的历史性和文化发展的空间性具有内在的复杂性和偶然性，即便在那些所谓的“定论”或“常识”中，也潜伏着多重的历史线索和学术盲点。他以罗塞塔石碑、楔形文字泥板和三星堆等重大考古发现为例，说明考古发现与文献、文学和非文学材料的互证对于把握认知线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重新考察“常识”和“经典”的生产和形成方式有助于多角度地呈现历史的复杂性。

在此基础上，王晓路老师指出地图具有历史性认知作用，地图绘制实际上是人类群体在不同历史阶段对空间信息的图像处理方式，不仅反映了人与物质世界之间的关系、各群体的阶段性认知及其活动的范围，也是将模糊认知加以不断确定的尝试。地图绘制无论是在欧洲还是中国均有漫长的历史，而地图绘制的逐渐完善亦反映了人类族群之间交流、碰撞、借鉴和融合的历史进程，其中的典型事件多成为历史文化的激发点。然而，当人们反观文化史的一些论述轨迹时，往往会发现其中存在着一些“常识性定论”，即某一领域所拥有的固化性概念，当人们依据所谓定论认识该历史事件时，就不进一步去追究这些常识和定论本身的构建方式，由此文化史叙述中存在一些遮蔽的线索，一些盲区，其中“地理大发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

王晓路教授继而追溯了欧洲人对远方未知世界的想象以及“地理大发现”的缘起，指出，长久以来学界对于该事件的研究常常着眼于“地理大发现”本身，即其过程、结果和影响，却忽视了以哥伦布为代表的早期航海家们的各种书写——航海日记、书信等等——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实际上，地理大发现从一开始就与书写紧密相关。哥伦布出发前，认为自己向西航行就能到达东方，这一判断主要依据他曾阅读过的当时流行的一个伪圣经版本，这部伪经断言陆地面积大于海洋，使哥伦布萌生了由海路去东方的计划。

王晓路教授指出，哥伦布等早期的航海家的书写与当时欧洲活字印刷的发明和普及发展直接有关，这些吸引和激发人的想象力的航海、发现和探险书写以印刷物的方式传播甚广，不仅填补了公共阅读的内容，还满足了人们对异邦“他者”的猎奇，并赋予了欧洲人对“荒野”占有的合法性。继而，王晓路教授针对地理大发现对于欧洲社会文化的影响，包括职业兴趣的转移、教育内容的改变、教席的增加以及知识扩容等等，进行了独到的分析，从不同角度围绕书写与事件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分析。

接着王晓路教授带领听众对哥伦布的《航海日记》及其给皇室的书信进行了细读，分析哥伦布的写作意图和动机。王晓路教授指出，哥伦布的日记和书信引发了欧洲教士们对其展开批注的兴趣，这些围绕书写的行为及历史的作用均深刻影响了欧洲人后续的想象性书写以及对于美洲大陆的文字铭刻。

在详尽说明和论证早期书写重要性的基础上，王晓路教授进一步指出了一些以线性方式展开的美国文学史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学界在这一领域所做出的修正和推进。他以三部新编的文学史为例，说明这些文学史书写开始将空间意识纳入到叙述中，展现出编者的眼光和多样化的文学史写作范式，如伯科维奇主编的《剑桥文学史》就将早期的帝国文献、自然居民的日常生活、早期作家、定居者等欧洲人来到美洲之前的内容都纳入到美国文学史中。这些多是既往文学史所常常忽略的地方，或者说是话语单位的缺失部分。因此，发现、书写、认知和再书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是整个“发现”的一部分，美洲不仅是被“发现的”，也是“被书写的”，对这一点的认识有助于人们了解区域文学的历史发生学以及区域之间的有机联系。

在以一种“对位”方式展开事件与书写的各种线索和层面之后，王晓路教授总结道，哥伦布等航海探险家的书写文本不仅仅是个人的记录，其书写对于地域和族群的表征凸显了其价值观念，满足了欧洲人对新大陆的想象和期待，奠定了对美洲原住居民群体的他者化、对新大陆的占有心理以及文明序列的认知基础；书写参与到“发现新大陆”的历史事件中并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而跨学科的方法有助于揭示史实相关线索，发现知识与观念的并行关系。最后，王晓路教授再一次以他在讲座之初引自当代著名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的“朝后看，向前走”（looking back, moving forward）结束了讲座。

主持人徐德林研究员高度评价了王晓路教授的讲座，指出讲座呈现了文化地理学对于拓展文学和文化研究、并使之更加复杂化具有的意义，而且讲座以“地理大发现”这一历史事件为个案，以图文方式，揭示美洲的发现与美洲的书写构成同一个历史过程，引发我们重新审视地缘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大量的文献再次向我们证明，作为跨学科的文化研究不仅要有理论思辨的能力，还要基于扎实的细读，王晓路教授的今晚的讲座为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评议人程巍研究员则谈到王晓路教授的讲座带来的三点启发：第一，从讲座中，我们了解到早期书写本身就是跨学科的，而学科分野是17世纪之后的事情，我们现在谈论跨学科，似乎它是一件新鲜事，其实学科分野才更“新鲜”；第二，讲座将书写和航海纳入“大发现”这一事件之中，书写成为历史进程的重要参与者，书写不仅在“反映”，也在“建构”和“创造”；第三，空间范畴在文学史书写中的复活有助于打破“无主荒地”式的权力认知关系。

讲座进行期间，听众在评论区留下了不少问题向王晓路教授请教。王晓路教授对其中若干问题作出了细致、专业和富有启发性和延展性的回答。嘉宾之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魏然从拉丁美洲文学研究的角度进一步证明了王晓路教授的观点，认为王晓路教授对文学史书写形式的分析与乌拉圭学者安赫尔·拉玛的《文字之城》中的观点契合，很受启发，在此基础之上，他向王晓路教授提出问题：字母书写形式对欧洲之外的地区有何影响？对此，王晓路教授作出回应，认为文字之前的生活方式与自然条件相关，被称为“非设计性的生活”，但文字出现之后，生活出现了新的方式，即设计性和目的性的生活开始出现，因此，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文化发展的空间性相当复杂，而语言以及跨语际书写史、相关的历史意识以及文化感知相当重要，并举例说，以印度为代表的一些当代研究者们的讨论热点之一就是参照系的可替代性问题。

最后，主持人徐德林研究员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国语学院全体师生以及线上的听众向王晓路教授表达了衷心的谢意，并邀请王晓路教授在疫情之后莅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国语学院，与师生进一步交流。

王晓路教授简介

王晓路，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外国语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等称号及多种奖项。兼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结构委员会委员、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客座教授。先后赴加拿大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麦吉尔大学、多伦多大学英文系、美国芝加哥大学英文系、杜克大学文学系、亚太所、比利时根特大学汉学系高访教授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高访学者。兼任国际学术期刊CLCWEB编委、《外国文学》编委、《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编委以及英文刊物《比较文学：东方与西方》（Routledge）执行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欧美文学和文化理论。出版学术专著、译著多种，在国际和国内学术期刊发表相关论文120余篇。

来源 |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国语学院 骈曼

编辑 | 陈甘露

责编 | 操慧